两性关系对于植物的影响
翻了翻弗雷泽的《金枝》，一本讨论巫术的书。开头部分讲的是狄安娜（也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崇拜的起源，说是阿伽门农的儿子与姐姐一道把谋杀了父亲的母亲与奸夫杀死后，因受追逐而患了疯病，得到神谕说必须将狄安娜的神像迎回雅典，才能痊愈，于是他们历尽辛苦，终于迎回了神像，并在内米湖畔建起了神庙，守护神庙的祭祀被称作“森林之王”，神庙旁还有一株大树，只有逃亡的奴隶才可以采摘它的枝叶，并与祭司决斗，如果胜利，就可以成为新的“森林之王”。另外，在内米湖一带还供奉着维尔比厄斯神，也就是希腊神话里雅典国王忒修斯的儿子希波吕托斯，因其恋情遭到后母的嫉妒，出游时所骑的马被波塞冬派来的神牛惊讶，跌下来给摔死了。后来狄安娜使其复活，并改名为维尔比厄斯，成为狄安娜的终身伴侣。弗雷泽推测维尔比厄斯便是第一代“森林之王”。弗雷泽接着举了大量的实例，证明早期人类的国王是兼任巫师的，人神是一体的。然后又用实例引证出早期人类的树神崇拜，特别是橡树崇拜，比如欧洲一些地方的古代法律严禁剥树皮的行为，被罗马人称作野蛮人的古代日耳曼人就将犯有这种罪行的犯人的肚脐钉到树上，并驱赶他绕着树跑，直到肠子全部挂到树上被剥掉皮的地方为止。弗雷泽接着推测出狄安娜与维尔比厄斯便是橡树神。那么，为什么必须不断有人杀死“森林之王”并取而代之呢？弗雷泽解释道，“森林之王”虽然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存在，但也是有肉体的，有肉体的东西必然会死，希腊的神祗都会死，宙斯会死，酒神也会死，因为“森林之王”的生死关系到自然的运行，所以必须不断有年轻的肉体取代衰老的，来承载灵魂，以保证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古代有许多地方，特别是非洲，就有这种处死国王的习俗，在瑞典，国王每过九年就要献祭出自己的一个儿子，以代替自己去死。在日本，会有一个人假扮成树神爬到树上，另外一个人拿着斧子在树下说：“快说！来年会不会结满树的果子，要是不行，就砍倒你！”那个假扮树神的人便回答道：“千万别砍！来年一定多结果子！”古人确实看到生殖与植物的密切关系。这种古代风俗的遗迹一直保存到《红高粱》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在与“森林之王”决斗之前，为什么必须折下一段被称作“金枝”的树枝呢？弗雷泽于是引出了巴尔德的神话。巴尔德是北欧神话中最高神奥丁的儿子，一天，他做了一个梦，预言他将死于非命，于是他的母后便要世界万物都立下誓言，绝不伤害巴尔德，只有槲寄生没有发誓，喜爱捣乱的火神知道这件事以后，把槲寄生交到双目失明的黑暗之神手里，说现在世界万物都伤害不了巴尔德了，众神都在向巴尔德投石、射箭，如果你不这么做，就是对神的不尊重，于是黑暗之神将槲寄生向巴尔德投去，于是槲寄生刺穿巴尔德的胸膛，巴尔德便倒地死去了。顾名思义，槲寄生是一种寄生在其他植物之上的植物，古人以为能治百病，还可以驱邪避祸，治疗不孕不育症，实际上槲寄生远没有那么大的神奇，古人大概以为它高悬于树，地上的灾害都碰不到它吧，所以古人认为树木的灵魂就寄托在槲寄生里，如果不把槲寄生除去，树木便百害不侵，所以古人在砍伐树木之前一定要除去槲寄生，这就是折取“金枝”的来历。
与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
“卡拉马佐夫，我们爱你！”一个声音，好像是卡尔塔绍夫的。“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大家也都齐声应和说。有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乌拉，卡拉马佐夫！”柯里业兴奋地欢呼说。“永恒地纪念死去的孩子！”阿辽沙满腔深情地接了一句。“永恒地纪念！”孩子们又齐声说。“卡拉马佐夫！”柯里业说，“宗教告诉人们，我们大家死后会重新复活，互相见面，一切人和伊留莎都可以见到，这是真的吗？”“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快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卡拉马佐夫兄弟》
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他们也将深信，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成性的，你答应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但是我再重复一句，在软弱而永远败德不义的人类的眼里，它还能和地上的面包相比么？就算为了天上的面包有几千人以至几万人跟着你走，那么几百万以至几万万没有力量为了天上的面包而放弃地上的面包的，又该怎样呢？是不是只有几万伟大而强有力的人是你所珍重的，而那其余几百万人，那多得像海边沙子似的芸芸众生，那些虽软弱但却爱你的人就只能充当伟大而强有力的人们脚下的泥土吗？——《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们害怕在饥饿的、不毛的沙漠中受煎熬，害怕拿蝗虫和树根作食物，于是我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几万万，选择了驯顺，奴役，选择了甘愿受欺骗，因为做自由人实在太可怕了。可是我们还是会追问为什么活着，尽管四周全是面包，这是对的，但是结果怎样呢？你并没有接过人们的自由，却给他们更增添了自由……你不去提供使人类良心一劳永逸地得到安慰的坚实基础，却宁取种种不寻常的，不确定的，含糊可疑的东西，人们力所不及的东西……你希望人们能自由地爱……取代严峻的古代法律，改为从此由人根据自由的意志来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此你自己就为摧毁你自己的天国打下了基础，因为你拒绝了奇迹、神秘和权威，人们也就抛弃了你，因为这些叛逆者是喜欢做囚徒的，而你给了他们选择的权利，选择崇拜这个神或是那个神的权利，这是不被允许的——只能有一个牧羊人……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早就不拥护你，而拥护他，已经有八个世纪了。整整八个世纪以前，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你愤然拒绝的东西……我们改正了你的事业，把它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的上面。——《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魔山上面呆久了，内感知就会变得奇异起来，时间会分配得很不均匀，或许时间只不过是某种错觉。我们身体没有对应时间的感知器官。如果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还会有时间观念吗？或许我们还能感觉到源源不竭的生命气息从我们肺里流过，我们确信我们存在着，这就是时间。
“不要再思考哲学问题了，我可怜的孩子。”
“您好，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站起身。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点燃一枝烟：“你为什么不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呢？迄今为止，你还没有丝毫长进呢。”
“我的状况很不好，先生。”我们坐下来。
“青年人应该是最充满活力的，虽说不上无忧无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你应该学会享受孤独。你应该去疯玩、胡闹，打趣逗乐，做一切青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精神已经无法很好地集中起来了。”
“是啊，作为酒神流派的最后传人，你失去了激情，你胆怯了，你患了阳痿。怯懦是自私的同义词。”
“文学只是让人生好过一些，并且只是在最后，某种东西郁结于心无法发泄不得已才会诉诸文学，这类似于某种**活动。”
“你真的很喜欢她吗？”
“不，先生，不是这样的，我希求的只是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你太天真了。奴隶主可以和农奴讲平等对待吗？奴隶主说只有取得最大的福利总额才谈得上平均主义，怜悯是一种犯罪，托尔斯泰是个刽子手，奴隶们则不想改变目前的分配方式，他们觉得这样很好，改革实在太可怕了。功利的平均主义仍然是一种功利主义，按照西季维克的定义，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这是不对的。奴隶主不能凭藉天赋的优越地位占有绝大部分的分配份额，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一张无知之幕已经拉开，尽管那只是种假设的原初状态，我们可以对它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调整。在无知之幕下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能力，他们只是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行动方式，也就是在所有最坏的里面选一个最好的。他们不可能选择任何偶然性的原则，他们不愿冒任何风险，他们不愿冒既有可能做奴隶主也有可能当奴隶的风险，他们只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那就是差别原则，亦即只有在使最少受惠者受益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允许差别的存在。正义永远是优先于效率的，用康德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绝对的命令，任何选择正义原则的人都必须接受并服从它。你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有一男一女在楼下吵架。”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摇摇头道：“后来呢？”
“后来我就睡不着了。我拧开收音机，一个女人说：‘同性恋？那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只是你不能一厢情愿地喜欢一个不是同性恋的人。’”
“可是你又如何知道谁是跟你一样的人呢？他们又不像该隐一样一眼就能认出来。”
“那女人说：‘我们看下一条短信，我二十二了还是处男，是不是不正常？我的女友不是处女，她是不是不贞洁？这位朋友，你说你二十二了还是处男，这不能说是不正常，只是比较少罢了，至于你女友不是处女就更不能说她不贞洁了……’”
“一位贞洁的女性，永恒的女性！哦，培尔·金特，你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吗？”
“我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完成不了了。”
“你们汉语是不大适合于这种文体的，长篇小说是纯西方的东西。外科手术也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把胸腔划开一个大口子在心脏上面动手术的外科医生，这是异教徒的做法，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
“您信教？”
“信一点。宗教和文学一样，只是为了使人生好过一些。”
“在今天，我们在俄罗斯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敬重谁。您得承认，不知道应该敬重谁，这是一个时代的可怕灾难……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老陀那个时代的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这种焦虑最集中地体现在佐西玛长老的尸体发臭这样一件事情上。我重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关佐西玛长老的部分，第一次看的时候只是将他作为一个次要人物，与主要情节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物，这次看才发现，这个人物是如此的重要，老陀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全都体现在这个人物的言行之上了。老陀塑造人物的方式和狄更斯这种作家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好坏分明的程度要模糊许多，无疑，对于佐西玛长老这个人物，老陀完全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塑造的。在佐西玛长老出场的时候，我们便读到他对老卡拉马佐夫的说教，告诫他不要贪财，不要**，接着是对信仰坚定但产生了困惑的农村妇女的说教，要她们坚信只有爱才能解除她们的困惑，要她们坚持忏悔，接下去又与伊凡等人讨论政教合一的问题，德米特里出场，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几乎闹到与老卡拉马佐夫决斗的地步，直到佐西玛长老在德米特里脚下俯伏跪拜为止，这一部分结束。我们看到，在这最后一幕发生之前，佐西玛长老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完全符合他的神职身份所要求的。然而，这最后一幕，这使人震惊的最后一幕，到底象征着什么呢？是像拉基金向阿辽沙所说的那样，阿辽沙所最最敬爱的佐西玛长老是在向魔鬼，在向邪恶跪拜吗？老陀的思想就像他自己和他笔下人物（斯麦尔佳科夫、梅思金）不时发作的癫痫病一样不确定，难以琢磨，或许这些都可以在伟大的威廉·布莱克那些惊人的诗句中得到解答：“之所以弥尔顿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显得束手束脚，之所以他在描绘恶魔和地狱时显得自由奔放，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魔鬼一边”；“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吸引力与排斥力，理智与活力，爱与恨，对人的存在都是同样必不可少的”；“大地上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有这两种对立的倾向，它们互相为敌。试图将它们调和，就是企图摧毁人类的存在”；“无节制的道路通向智慧的宫殿”；“只有了解无节制的人，才能得到满足”；“疯子若能坚持疯狂，就能成为智者。”毫无疑问，佐西玛长老是一个聪明绝顶的高僧，但是，他百般教导人们的却是放弃智慧，虔诚地信仰，好像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够忏悔它们的罪恶，虽然他也教导人们寻找和珍惜世俗的快乐——这是因为老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世主义者：在《群魔》里，斯塔夫罗金问道：“您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永生吗？”基里洛夫答道：“不！但我相信在这一世界中的永生。有些时候，对了，您会遇到某些时候，时间会突然停住，让位给了永恒”；“您看来很幸福嘛，基里洛夫。”“确实，我很幸福，”后者回答道，那语气平常得像是在回答一个极普通的问题。“可是不久之前，您还在生气，您还在跟利普京怄气，不是吗？”“哦，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人……人之所以不幸，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幸福。谁知道自己的幸福，谁就立即变得伟大……一切都很好。我突然发现了这一点。”“假如您饿得要死，假如您强奸了一个小女孩，那同样也很好吗？”“是的，对于知道一切原本就是那样的人来说，一切都很好。”在老陀那里，思想者与行动者是被严格地区分开的，思想者绝不行动，因为思想会妨碍行动，行动者绝不思想，因为行动不需要思想，伊凡是典型的思想者，斯麦尔佳科夫是典型的行动者。
《刀锋》
强烈推荐毛姆的小说《刀锋》！普通的认识，在英国，狄更斯是一流作家，毛姆是二流，毛姆自己倒不在乎这一点，反倒还挺自豪：“现实主义是相对的。最现实主义的作家，由于兴趣的引导，常常歪曲自己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他们……才气越大，个性越强，他的人生图画越是光怪陆离。有时，我觉得，后代如果要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最好别去看那些独树一帜的作家，而去读那些平庸的作家，因为他们由于平庸，反而能把周围环境描写得更忠实。这些人我不想提他们的名，因为尽管后世肯定会欣赏他们，被标志为平庸总是不称心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应当承认，人们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里，比在狄更斯的小说里更能看到真实的人生图画”；“小说之所以不真实正在这里。一般说来，爱情在男人身上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是日常生活中许多事务中的一件事，但是小说却把爱情夸大了，给予它一个违反生活真实性的重要的地位。尽管也有很少数男人把爱情当作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但这些人常常是一些索然寡味的人；即便对爱情感到无限兴趣的女人，对这类男子也不太看得起。女人会被这样的男人吸引，会被他们奉承得心花怒放，但是心里却免不了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些人是一种可怜的生物。男人们即使在恋爱的短暂期间，也不停地干一些别的事分散自己的心思：赖以维持生计的事务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沉湎于体育活动；他们还可能对艺术感到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自己的不同活动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间隔里，在进行一种活动时，可以暂时把另一种完全排除。他们有本领专心致志进行当时正在从事的活动；如果一种活动受到另一种侵犯，他们会非常恼火。作为坠入情网的人来说，男人同女人的区别是：女人能够整天整夜谈恋爱，而男人却只能有时有晌儿地干这种事。”毛姆就是这样一位“平庸”的作家。然而，在他“平庸”的叙事里，却隐藏着某种惊人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月亮与六便士》实际上是高更的传记，据周煦良说《刀锋》主人公拉里的原型便是维特根斯坦！证据有二，一是拉里出场的时候，经常坐在图书馆里狂啃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而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执教的时候，从来不引用其他哲学家的话，只有威廉·詹姆斯是个例外，二是维特根斯坦平日绝少与人交往，还曾将其父的遗产全部拿来分给富有的亲朋，他的怪理由是富人得到才可以免受金钱的腐蚀，这和小说中的拉里也很相像，当然这本书绝对不是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拉里也不是哲学家，毛姆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只是借用了维特根斯坦的某些特征而已，所以，也有许多地方对不上号，比如维特根斯坦除了侦探小说就从来不看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而小说中的拉里则告诉伊莎贝儿他读希腊原文的《奥德修纪》所感到的兴奋。毛姆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像拉里这种对人生感到迷茫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感到索然无味，不愿意工作，天天晃膀子，思考哲学问题，无法满足女友对于幸福生活的要求，这不正是当代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写照吗？拉里是不是家里蹲的鼻祖呢？其实不然，他有一段时间甚至跑去煤矿挖煤，与波兰矿工讨论神秘主义，之后又跑到了印度，学习《奥义书》和吠陀经哲学，“刀锋”这个书名也典出于《奥义书》里的一句话：“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于是整本小说便带上了强烈的东方色彩。小说的最后，拉里到了美国，成为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因为做司机可以跑遍美国的每一寸土地又不至于挨饿。拉里只是小说众多人物中的一个，像索菲与伊莎贝儿这样的女性人物也塑造得很好，主要是把人物性格由于经历而产生的迥然不同的前后变化写得很到位，很充分。说真的，要练笔，练基本功，一定要学毛姆！
论石田三成之悲剧
想了解日本战国前期的历史，就玩《太阁立志传》或者《信长之野望》，想了解日本战国后期的历史，则可以看NHK的大河片《德川三代》，此片考证详实，全面展现了关原决战、春日局事件等重大历史时刻，又配以完备的实景解说，不失生动性，人物塑造得也比较丰满，比如怕老婆的秀忠。可惜“大人物”再度发飙，往后就没有“在线看”这么便宜的事情啦！日本战国大概也就是室町后期，在中国则是明代中后期这么一个时间段吧，不长，百来年，前期的主要人物有织田信长、织田信长的岳父斋藤道三、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今川义元、北条氏政，其中，上杉谦信的性别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后期就多啦，关原会战的时候全国的大名大约有240个之多吧。丰臣秀吉在本能寺之变以前只是织田信长的家臣，本能寺之变最可信的说法是“朝廷黑幕说”，说是朝廷要织田信长设幕府，织田信长不干，反倒引起了朝廷的疑心，再加上他放火烧了反对他的净土真宗本山石山本愿寺和窝藏浅井长政朝仓义景的天台真宗本山比睿山，引起众怒，最终被部下明智光秀（原为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部下，义昭靠信长的帮助打败由松永久秀与三好三人众拥立的足利义荣，松永久秀投靠信长，久秀后又与武田信玄、毛利元就、朝仓义景、浅井长政、本愿寺显如等大名共同组成信长包围圈，失败后将炸药放入名贵茶具古天明平蜘蛛釜中自爆身亡）围攻，以悲剧收场。不过也有种说法是明智光秀作为波多野家人质的母亲因为织田信长将前来投降的波多野兄弟处死而遇害，还有着名的生鱼片腐败事件，故而与信长有不共戴天之仇。本能寺之变以后丰臣秀吉从本州西南角的中国赶回并迅速打败明智光秀，成为织田信长实际上的继承者，不仅织田的儿子们都成了他的家臣，还被朝廷封为“关白”。“关白”语出《汉书 霍光传》“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关”是古代公文的一种，平行机关互相质询时使用，“白”是下级对上级陈述事情，“关白”即天皇成年后辅佐天皇处理日常政务的这么一个职务，相当于明治维新以后的“内阁总理大臣”，与“摄政”相对而言，摄关政治从中世纪大化改新以后的平安朝开始实行，最开始的几任关白都是由皇室成员担任，比如着名的推古女皇之侄圣德太子，以后的关白就全部由藤原氏及其分支一条、二条、九条、近卫、鹰司几家轮流担任，千百年间只有两个例外，就是丰臣秀吉和他的外甥丰臣秀次。关原会战后德川家康怂恿朝廷将秀次自杀后空缺五年的关白之位归还五摄关，丰臣家遂大权旁落。
说到石田三成，一直以来人们都将他作为一个捣乱分子来看待，这也是成者王、败者寇的历史规律所使然啊。其实我觉得丰臣秀吉像是曹操，曹操也没开府，可是实际权利比皇帝还大，德川家康像是司马懿，开始比谁都装孙子，其实比谁都要贼，至于石田三成，将其比附为刘备或者诸葛亮一点也不为过，一心想恢复汉家天下，怎奈这时运不济，满腔热血一朝成了水中月、镜中花。石田三成和德川家康开始都是丰臣秀吉的家臣。石田三成十五岁的时候在某寺院里当侍童，当时还是长滨城主的丰臣秀吉一天打猎路过石田三成所在的寺院，因石田三成精通茶道，受到丰臣秀吉的赏识，从此成为秀吉的侍从。织田信长死后，石田三成奉命讨伐柴田胜家（丰臣秀吉曾有过一个叫做“羽柴”的姓氏，其中的“柴”取的就是柴田胜家的名字，另一“羽”字则取的是丹羽长秀的名字，两人均是丰臣秀吉身边最得力的干将），结果柴田胜家在贱岳之战后被逼自杀，石田三成立下大功，秀吉任关白后，石田三成升任五奉行之一，其他四位奉行分别是浅野长政、前田玄以、增田长盛以及长束正家，几乎同时被立的还有以德川家康（其家族为三河土豪，父亲松平广忠是冈崎城主，为请骏河的今川义元援助与织田信长作战，将六岁的家康送作今川氏的人质，但中途被织田氏所夺，滞留热田两年，其间广忠为近臣暗杀，后为担任今川军师的太原雪斋用织田信广（信秀的庶长子，信长的从兄）赎回，作为人质滞留骏河十一年，桶狭间之战织田氏大败今川氏，今川义元阵亡，遂摆脱今川氏独立，关原会战三年后在江户设幕府，其身边有被称为德川四天王之四人，分别为有‘德川天下之元老功臣’之称的酒井忠次、有‘战国第一猛将’、‘日本张飞’之称的本多忠胜，还有井伊直政及神原康政）为首的五大老，其他四位分别是前田利家（尾张荒子城主，尾张与三河即今天的爱知县，唯一可以与家康抗衡的力量，可惜早死，遂成就家康一人独霸天下之伟业）、毛利辉元（其家族发迹于九州岛，关原会战时为西军总督，关原会战后遭到减封成为长州藩主）、上杉景胜（小早川隆景死后补上，上杉谦信养子，在御馆之乱中打败另一养子上杉景虎，势力范围在东北部会津地区）和宇喜多秀家（丰臣秀吉最喜爱的养子，西南部冈山城主，大概由于秀吉的关系关原会战后未被处死）。
罗嗦了这么一大堆，还没有进入到主题，即“论石田三成之悲剧”。首先，石田三成在人际交往上做得很失败，这种社交失败大概源自其为人性格上的孤傲吧，最着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某天在大胶城中，三成裹着头巾烤火取暖，因家康就要来到，旁边的浅野长政劝三成取下头巾，三成不肯，被长政取下抛入火中，一个是临刑前游街的时候，三成口渴想吃茶，转告警卫兵。偏巧此时没有茶，警卫兵说手边有柿饼，如果口渴可以吃。三成说柿饼生痰，所以不吃。警卫兵听了这话便笑道：“即将杀头的人还怕生痰，真滑稽。”于是三成说：“对于你们那样的人当然是对的，但考虑大义的人，即使在杀头的一瞬间还要保重生命，因为他无论如何要设法实现宿愿。”在担任朝鲜出征军总监期间，石田三成利用职位之便和秀吉的信任，夸大与自己亲近的小西行长（肥后宇土大名，基督徒，精通高丽语，在文禄之役中先克釜山，再取忠州，后于平壤败给明将李如松，弃平壤入汉城死守，碧蹄馆一役大败李如松，在与沈惟敬的和谈中两头互瞒，伪造降表，结果秀吉大怒，和谈失败，沈惟敬也被万历杀头，庆长之役时，李如松已死，李舜臣因党争罢职，新任辽东经略杨镐带头逃跑，蔚山、泗川之役明军大败，伤亡惨重，后因秀吉病死，草草收场）的军功，肆意贬低屡立大功的加藤清正（朝鲜战争总指挥，攻克汉城后焚城屠戮，朝鲜人视作世仇，与石田三成争宠，两人遂有隙，关原会战时留在九州牵制当地的西军势力），诋毁不和己见的黑田如水，歪曲小早川秀秋（先为秀吉养子，秀赖出生后过继给小早川氏，关原会战的决定性倒戈大概在此时已埋下了伏笔吧）所立战功，对天下大名大肆摊派高昂军费，诸多不善的行为得罪了许多人。于是在前田利家去世的第二天，便发生了福岛正则（尾张清州城主，关原会战后让渡给家康四子忠吉，清州即后来的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加藤清正等七员武将袭击石田三成官邸的事件。三成仓皇逃到德川家康处避难。在家康的别有用心的调解下，三成以嫡长子为人质交与家康（后又放回，赐名重家，三成失败后出家），自己则退隐近江（即今之滋贺县，因有“近海之淡江”之称的琵琶湖而得名）佐和山。石田三成为许多同僚所憎恶大概还因为他到处搜集谋反证据，逼死丰臣秀次的做法吧，其实他也是受到急于为秀赖扫清道路的秀吉的指使的。其次，石田三成缺勇少谋，关原会战时对东军策反工作估计不足，且缺少丰臣宗室的支持（此时秀赖年仅八岁，由其与甲斐府中城主浅野幸长有一腿的母亲淀殿辅政，三成出兵，丰臣家未出一兵一金）。秀吉打小田原北条氏（请注意：这里的北条氏并不是镰仓幕府实际掌权的执权（总管）北条氏的后裔，而是战国中期下级武士伊势盛时夺取关东，冒充的北条氏的后裔，伊势盛时出家后改名为早云庵宗瑞，北条早云就是后北条氏的始祖。平安末，源赖朝打败贵族阶级的实权派平清盛建立镰仓幕府，可是因为源赖朝死后长子源赖家无能，北条政子立次子源实朝为将军，源赖家与北条时政先后作乱，均被有“尼姑将军”之誉的北条政子平定，源赖家自杀，源实朝被北条时政毒死后，镰仓幕府的将军一职遂由藤原氏和皇族担任。西元1259年，后嵯峨天皇排除长子后深草天皇，而让次子龟山天皇继任皇位，从而使两个天皇产生对立，即“持明院系统”（后深草天皇出家后法号持明院）和“大觉寺系统”（龟山天皇隐退后在大觉寺出家）。幕府则自以为是地在当中进行“调停”。不调还好，越调越乱，大觉寺一方就认为幕府偏袒持明院一方，于是就开始暗中反对幕府。1318年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即位之初即摆脱院政，独立处理政务，在两次倒幕失败后，后醍醐天皇让位给了持明院统的量仁亲王（即光严天皇），然后就被流放到隐歧岛去了。1333年后醍醐天皇被伯耆的土豪名和长年救出，四月末幕府大将足利高氏也就是后来的足利尊氏突然叛变，加入倒幕一方，很快便攻克了镰仓，镰仓幕府灭亡。后醍醐天皇返回京都，胁迫光严天皇退位，改元“建武”。后醍醐派人刺杀足利尊氏，未遂。1335年足利尊氏攻入京都，拥立光严上皇的弟弟光明天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醍醐天皇把象征皇权的神器让渡给光明天皇，随后遭囚禁，1336年潜逃至京都之南的吉野山区，声明他让渡的神器是假的，所以自称正统还是在自己一方，因吉野在京都之南，习惯上被称为南朝，而京都的朝廷为北朝，从而开始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南北对峙状态。直到足利幕府（因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室町建造了一个豪华邸宅也被称为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政时，才将两朝统一）的时候三成为先锋，忍城久攻而不下，遂成笑柄。三成退隐佐和山后，德川家康背约进入伏见城（即大阪附近的桃山城，秀吉宗室在大阪），直接威胁丰臣家地位，三成出于义愤，毅然决定联合上杉景胜、毛利辉元等人讨伐家康。此时家康已率部联合伊达政宗（奥羽仙台大名）、最上义光（山形羽州大名）往东北奥州会津地方讨伐不逊的上杉景胜，上杉景胜一方之盟友则为常陆地方的大名佐竹义宣。三成看到大阪方面守军空虚，遂起兵一举占领伏见城。大阪城内的家康僚属也纷纷被抓起来作为人质，细川忠兴（丹后宫津城主）妻子（明智光秀之女，一个基督徒，江户时期全面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基督教被废止）遇难。之前另有一段插曲，家康派往支援伏见守军的岛津义弘（鹿儿岛城主，朝鲜战争中所率水军为李舜臣击溃）竟为伏见守将鸟居元忠怀疑，不得入，于是反水，加入三成阵营。反水的还有大津城主京极高次（他的妻子是被称作“战国三姐妹”中的老二阿初，老大为丰臣秀吉侧室淀殿，也就是秀赖少君的生母，秀吉正室北政所夫人此时已隐退，老三阿江即是家康的指定继承人秀忠的老婆，秀忠之长兄松平信康早年切腹，二哥秀康过继给了结诚氏，三姐妹都出生在近江国小谷城，父亲为城主浅井长政，母亲为信长之妹战国第一美女阿市，信长长期与长政、朝仓氏作战，1573年信长攻陷小谷城，长政剖腹自尽），他受到他弟弟京极高知（信浓饭田城主）的影响，加入家康一方，以三千兵力硬是拖住了三成的一万五千兵马。另一方面，家康见好就收，留下伊达政宗等人对付上杉景胜，自己则返回江户，不久派出以福岛正则、池田辉政（三河吉田城主）为首的先锋部队向西进兵，在进攻歧阜城时，因谁先谁后的问题，两将险些发生内讧。歧阜城破后，三成方面的老巢大垣城门户洞开。西元1600年九月十四日，家康率军抵达大垣城西北的赤坂。军议结果，决定沿中山道向西进军，经关原、不破关、近江，目的地为大坂。石田三成、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岛津义弘军得到家康派忍者（当时最着名者就是服部半藏了）四处散布出来的情报（说是东军要先进攻佐和山城，以达到将西军引出野战的目的，要知道当年秀吉是攻城战的高手，而家康则是公认的野战高手！况且战国常识告诉我们攻城至少需要守军五倍的兵力才能保证成功，当时家康的主力，秀忠所率三万八千人之精锐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战场，东西军兵力相当，分别有七八万人的样子），决定在关原阻止家康西进。关原位于美浓国不破郡，北有伊吹山系，南有铃鹿山系，西有今须山，东有南宫山，是东西约有四公里，南北约有两公里的高原盆地，里面有中山道贯通，东边是木曾路，西边经近江通往京都、大阪，中部的分歧点往西北是北国街道，往东南是伊势街道，是连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十五世纪的应仁之乱中以细川胜元为首的东军和以山名持丰为首的西军的战争也在此进行。家康闻知秀忠未能及时赶到（据说秀忠还在上田城与真田昌幸死磕的时候突然接到父亲通知集结的手信，因河水暴涨信件延误，送到时离规定日期即九月十日仅一天时间，路上又频频遇阻，致使关原会战结束也没能赶到。昌幸之妻是石田三成妻子的妹妹，二子幸村娶了大谷吉继的女儿，长子信幸则娶了本多忠胜的女儿，关原会战后昌幸未被处死也有赖于此），大怒，决定不等自家主力到来，仅凭各盟军力量与三成交手。在杭濑川的前哨战中，西军凭借岛左近的突袭先拔头筹。西元1600年的九月十五日，日本战国史上最为漫长的一天，划分天下以及决定今后两百余年日本大势的关原之战爆发了。上午八时，位于关原西北天满山的忠吉与井伊直政军率先与宇喜多秀家军交火，实际上忠吉、直政军趁着大雾将散未散只放了一枪就溜掉了，不过这结束战国的最后一役的头阵则永远记在了德川家的名下。本来打头阵的福岛正则闻知大怒，遂与宇喜多秀家军展开正面激战。天满山左侧有小西行长的部队，与之对阵的是织田有乐、古田重胜和德川家的内山一丰、有马丰氏，有位于小池村的岛津义弘军，与之对战的是本多忠胜以及忠吉、直政军，可是三成数次请求岛津义弘出兵，不知为何义弘始终以先前各自为战的约定为由按兵不动，只是在最后胜负已分的情况下才横地里杀出来，最左侧则是三成所在的屉尾山，与之对战的是细川忠兴、黑田长政（丰前中津城主）、加藤嘉明（伊予松前城主）以及田中吉政（三河冈崎城主），天满山右侧则有大谷吉继（敦贺城主，阻止了前田利家之子利长参加会战，他晚年得到了麻疯病，在当时来说是绝症，也使他失明，须要使用白布使其他人看不到他的容貌，他切腹之前的名言是“三成，在地狱再会吧。” ）部所在的山中村，与之对战的是京极高知、藤堂高虎（伊予扳岛城主），再往右则为小早川秀秋以及赤座直保、小川佑忠、朽木元纲、协坂安治军所在的松尾山，西军正面战场整体呈鹤翼式阵型排列，东边的南宫山则以毛利辉元为中心，有吉川广家部、安国寺惠琼部以及长束正家部，与之对战的则是池田辉政、浅野幸长。因为毛利辉元祖父元就早有“不求天下，只求守成”之遗训，吉川广家遂与家康私下缔结“毛利家不参加战斗”的约定，只有安国寺惠琼部主战死拼。直至正午时分，双方仍僵持不下，难分胜负，请注意，此时小早川秀秋的一万五千名士兵还未出战，于是这一场争夺天下大战的胜负便取决于小早川秀秋一人之决断。家康的一发炮弹给了这个十九岁少年最后的决断，其实，就算小早川一人倒戈，大谷吉继还勉强应付得了，哪知他一倒戈，旁边的赤座直保、小川佑忠、朽木元纲、协坂安治也纷纷跟着倒戈，于是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西军很快便崩溃了，至午后一时，大谷吉继战败切腹，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军往伊吹山方面败走，岛津义弘军往伊势街道方面败走，石田三成往北国街道方面败走。关原之战最终因为小早川秀秋做出为天下所不齿的叛逆行动而以家康的胜利而告终，后来小早川秀秋便疯掉了。关原之战改变了日本以后几百年之大势，假若历史可以重写，石田三成获胜，则丰臣家地位应不会改变，可是历史不允许重写，十五年后，家康在大阪之战中打败大野治长（曾希望以德川秀忠之女、即身为秀赖夫人的千姬送回德川家作为议和条件换取淀夫人与秀赖的平安，但是没有结果）和真田幸村，秀赖自杀，家康终于完成独霸大业。三成失败后逃到伊吹山古桥村法华寺三珠院，后来害怕被搜山村民发现，不得不离开三珠院，在当地农民与次郎太夫的庇护下，躲在附近的山洞里，可还是被捕，被押往大津家康的军营，家康以厚礼接见他，黑田长政看到他，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换去身上的脏衣，福岛正则看到他，呵斥道：“你掀起无益之乱，今天落到如此地步有何脸面？”三成回答说：“我武运不好，不能活捉你而感到遗憾。”在大阪游街示众后，十月一日，三成、惠琼和行长各乘一辆囚车被押到京都六条河原的刑场。在刑场上，人们为三人念佛，石田三成拒绝，态度和平常一样镇静，毫无畏惧。三成被斩首以后，他的首级和惠琼、行长、自杀的长束正家的首级被一起挂在三条桥示众。三成的遗体被大德寺的圆鉴国师收去，葬在大德寺的三玄院里。最后谈一下值得注意的几个小问题，一是交战双方近体肉搏时如何区分敌我？原来每个士兵的背上都插有一面旗帜，上面画有其所属部队的标志，不至于弄错。一是经常在家康军的身后看到横幅一样的白布条，上书“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等语，原来这是净土宗的口号，与当时日本所盛行的草庵文化息息相关，比如主张爱好清淡之“草庵茶道”的千利休就由于与秀吉爱好奢华的“黄金茶室”美学观发生根本冲突，被秀吉借大德寺山门事件赐以切腹。
读史的一点体会
第一，明典故。比如读《汉书》读到李陵说：“庶几乎曹柯之盟”，这是曹沫与齐恒公的典故，所以要回过头来再看看《史记 齐太伯世家》，原来是这么回事：“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有些是常识，可以联系起来记，比如古公檀父的三个儿子吴泰伯、仲雍、季历与齐恒的五个儿子就正好是两个相反的典型。第二，明器物制度。比如读汉史，就经常会遇到黄肠题凑这一类的东西，如果不明白，虽然也能大致读通，终不免失之于浮泛。还有官名，如果只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就可能会把祭酒一类的官职理解为巫祝什么的，从而谬之千里。第三，明小学。读东方朔传，不知射覆为何则不通，有些词可以根据上下文猜出意思来，比如东方朔传里的“榜”、“尚”等动词，有些则不行，不明所以，把“女弟”理解为做了变性手术的弟弟那就糟糕了。第四，明人物之家学渊源。知道了这个才可以理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倾向性，《史记》的倾向性，以及《汉书》对《史记》的修正。
司马迁为李陵这小子辩护，称其“宜欲得当以报汉”，真是发了羊角风。李陵是怎么说的呢：“吾已胡服矣！”、“丈夫不能再辱！”实际上他也是被逼的。本来帮匈奴训练军队的是李绪，不知怎么就被传成了李陵，汉廷也把事情做得太绝，连他家老母也给杀了，这事就怪不得李陵了。较之前者，苏武是个正面形象。他是被匈奴内乱牵连进去的，具体说是被虞常和张胜牵连进去的，卫律这个人很讨厌，李延年也是，这都是俳优。李延年被列在佞幸传里面，和他一起的还有董贤。哀帝为董贤在自己的坟墓旁边专门修了一座高规格的墓，“刚柏题凑”，可惜他还来不及享用就自杀了，他的家人将他匆匆埋葬，又被王莽给挖出来，“裸诊其尸，因埋狱中”，可见，和帝王搞同性恋，结果往往是不好的。董贤是因为东平王云以及伍宏、杨闳“祠祀祝诅”，被哀帝抓会封为侯的，丞相王嘉是因为质疑董贤而被杀的，大司马丁明是因为亲戚与伍宏的关系而被罢职的，董贤继承了他的职位，哀帝死了却不知道怎样发丧，最后成了王莽的踮脚石。王闳是成帝的外戚，董贤的父亲董恭想为董贤的弟弟董宽信和王闳的妻父萧咸攀亲，结果被萧咸拒绝，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看来身份太显赫也是不好的。主父偃这个人比晁错要聪明，搞个推恩令出来，又把乱民奸猾都弄到茂陵去劳动，实在太有才了，可惜原来太穷，一朝显达便见钱眼开，被公孙弘抓住了把柄，终于落得和晁错一样的下场。公孙弘是第一个布衣丞相，凡事都很简朴，做了丞相还穿布衣上朝，汲黯说他虚伪，他说我就是虚伪，你怎么着吧，管仲奢侈，也能把国家治理好，晏婴简朴，也能把国家治理好。没有你汲黯，皇上哪知道这些事情呢？弄得汲黯无话可说。这个人嫉妒心太盛，经常和汲黯、朱买臣等人打口水战，主父偃出主意，让朱买臣提议建立朔方郡，公孙弘马上出来反对，结果“发十策，弘不得一”，这也是他少有的失败吧。
干木逾墙不慕展禽子文之俗累仲连舌利怎及周童韩蛮之总角
遵循正义的东西，这是正当的；遵循最强力的东西，这是必要的。正义而没有强力就无能为力；强力而没有正义就暴虐专横。正义而没有强力就要遭人反对，因为总是会有坏人的；强力而没有正义就要被人指控……正义会有争论，强力却非常好识别而又没有争论。这样，我们就不能赋予正义以强力，因为强力否定了正义并且说正义就是它自己。因而，我们既不能使正义的成为强有力的，于是我们就使强力成为正义的了。——《思想录》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一章的主要观点：一、先秦时期，士的地位在大夫与庶人之间，春秋以后，士常常有向上向下流动的趋势，有些贵族也渐渐沦落为士；二、士阶层文武兼资，没落后的贵族还要向他们请教礼乐，作为知识分子，士大多以道自任，道尊于势，诸家之“道”皆托古以争正统；三、战国晚期，士阶层出现分化，荀子将士分作“仰禄之士”与“正身之士”；四、魏文侯、鲁缪公礼贤下士，出现了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秦汉以后，稷下学官并入吏制体系，称为博士，他们与君王的关系也由师友关系逐渐演变成君臣关系；五、中下层知识分子在早期通常以食客的身份出现，汉代以后，没有经济基础的游士转变为拥有宗族和田产的士大夫，但汉初养士之风仍然存在。那么，到底有没有“道”与“势”的抗衡呢？可以想见，“道”与“势”都是一直存在的，否则何来的“道尊于势”？但也并不像人们所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势”强“道”弱，刘向《说苑》卷二十：“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治大驰道，从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厌先王宫室之小，乃于丰镐之间，文武之处，营作朝宫，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岭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水属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盘帷帐，妇女倡优。立石阙东海上朐山界中，以为秦东门。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熳，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俗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在这段材料里，是“道”终于胜了“势”。同书《君道》师经鼓琴讲的也是大致相同的事情。我观钱穆先生的《两汉博士家法考》，实际上秦始皇坑儒坑的只是“诽谤上者”和“妖言以乱黔首者”，也就是李斯所谓的“偶读《诗》《书》者”和“以古非今者”，最后也只是杀了四百六十多个人（也许咸阳以外还杀了一些人），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坑尽儒士”；至于焚书，烧的主要还是《诗》和《书》，焚《诗》《书》则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用来“以古非今”。秦代的速亡与古代典籍在民间被完好保存下来的事实正好再一次说明了“势”与“道”的力量制衡关系。后来，儒道被纳入到“势”里面，两者互相调和，共治天下，就更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冲突了。其他诸道则逐渐式微，湮没不闻。
朱熹撰《中庸序》首段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在朱熹那里，自“上古圣神”至周公的时代是“道统”的时代，最显着的特征是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孔子以降，内圣与外王分裂为二，进入“道学”时代，这个时代的显着特征是圣人有德无位。自孟子而至朱熹，“道学”又有千余年不传。
我以为，这“千余年”以来，道学非不传，汉儒注六经，即为传道，只是此道只限于内圣的范围之内，而远未转入外王。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或者说两个人。便是王安石与宋神宗。作为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家的王安石，与宋神宗共同将千百年来士大夫们作为一种理想而梦寐以求的“得君行道”实现并上升到了不容异议的“国是”的地位。他们所谓的外王便是熙宁新政。
我以为，内圣只有在付诸政策性操作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实际的效用。
下面要谈的问题是，熙宁年间的这种操作为何会以失败告终？
时人往往将此归咎为王安石内圣的修为不够，且掺杂了佛老等异端，终是不纯，比如程颢就讥讽他，自己循序渐进已达至相轮之内，王安石却还在塔身之外云云。
我以为，熙宁变法之所以失败，别无其他，只是不懂得实用主义变通的精髓所在。
譬如青苗法，青黄不接时向国家贷款，既不耽误收成，又给国家增收，虽为几个官僚闭门造车所创，如若顺利施行，于国于民却也不失为大大的好事。可惜任何一件好事如果放在一个官僚体系内来运作，就不得不考虑由诸环节所产生的额外风险。
第一，监管风险。有些地方的官员利欲熏心，愚弄百姓，将本为二分的利钱说成六分、七分，变成高利贷，从中搜刮民脂民膏。
第二，运作风险。农民为了要办理贷款，往往要跑上几天几夜的路到县城去办理手续，既耽误农时，又太不方便，且借来的青苗钱往往挪作他用，以解燃眉之急，根本就用不到生产上面去。到时候还不上债，再一走了之，此帐也就变成了无头的呆账、坏账，蚀本的还是国家。
单一个青苗法就有如此多的弊端，新法施行起来当然困难重重，遭到司马光他们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王安石一人大权独揽，虽是一心为民，却也不免遭人讥议。新政的失败实是在所难免。如若安石懂得实用主义，详加审查，为其新法中诸种弊端尽行革去，同时加强监管和宣传工作，这千载一遇的“得君行道”也就不会成为千载一叹了！
想来哲宗朝的年号绍圣，徽宗朝的年号崇宁均与熙宁有关，宋代的相权政治如若曾布、秦桧、韩侂胄、贾似道等等也皆与王安石有关，王安石对于宋代政治的影响实可与苏轼在文学领域，朱熹在哲学领域的地位相提并论。
南宋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是尽人皆知的。其具体表现是淳熙十年陈贾等上书“禁伪学”（他们的攻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理学集团内部确实也有鱼目混珠的败类和欺世盗名的狂生），陆九渊被王淮集团所逐，陈栗上书攻击朱熹，以及朱熹“立朝四十日”后被罢黜等等。只有孝宗晚年至宁宗初年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位宰相当政的时期才算是理学门人在政治上的黄金时期。宋代政治制度中最大的弊端便是台谏，台谏官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朱熹等人不是不想“致君行道”，而是政治这东西实在太过黑暗，所以他们只有转入内圣领域，一心一意地“继往圣之绝学”了，至于能不能“开万世之太平”，很抱歉，这实在不是几个穷酸书生说了算的。
终童掷繻缨折十二小儿之投足夫子狡狯犹妒达巷党人之神辩
《史记》卷七一：“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於秦。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於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於秦也，孰与文信侯专？’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於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令装治行。”甘罗这段话的逻辑多少有点问题，所以读起来总是觉得很别扭。正常的逻辑是，将张唐的功绩与范睢作对比，而要问的则是白起与吕不韦谁更专横。现在是拿张唐与白起做比较，范睢与吕不韦做比较，大概他的逻辑是张唐与白起都是武将，而范睢与吕不韦都做过丞相吧。
大项橐这个人物的史料很少，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附有《项橐考》，其中提到刘师培的《达巷党人考》云：“汉儒以项橐释达巷党人者，以大项即达巷转音……《汉书 董传》亦作大巷，今作达巷，乃后儒所更……盖橐为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言有转歧，则为大项。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第三左位有大项，注云名橐。是大项为氏，六朝学者均知之。《新序》云秦项橐，秦乃泰讹，泰大古通。俞正燮《项橐考》，以为秦人，弗足据。”钱穆先生根据《论语 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细参之，认为项橐绝非一弱冠之童子，“殆古人实有项橐，即达巷橐，又云大项橐，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或年辈亦与颜回相上下，而未及于孔子之门，而孔子必有所称赏之，于是后人遂有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说。”项橐的真实事迹仅止于此，至于其善辩遭妒，为孔子所害诸事皆为后人恶搞所戏作。《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七有《孔子项讬相问书》，此乃唐人之滑稽戏也：“……项讬有相，随拥土作城，在内而坐。夫子语小儿曰：‘何不避车？’小儿答曰：‘昔闻圣人有言：上知天文，下知地里理，中知人情，从昔至今。只闻车避城，岂闻城避车？’夫子当时无言而对，遂乃车避城下道。遣人往问：‘此是谁家小儿？何姓何名？’小儿答曰：‘姓项名讬。’……夫子问小儿曰：‘汝知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刀无环？何火无烟？何人无妇？何女无夫？何日不足？何日有余？何雄无雌？何树无枝？何城无使？何人无字？’小儿答曰：‘土山无石，井水无鱼，空门无关，舆车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斫刀无环，萤火无烟，仙人无妇，玉女无夫，冬日不足，夏日有余，孤雄无雌，枯树无枝，空城无使，小儿无字。’”这段问答很近似于现在的“脑筋急转弯”。下面孔子又邀请项橐与他一起周游列国、下博戏棋，都被项橐以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儒家话语为理由给拒绝了。下面还有两段话也很有趣：“夫子语小儿曰：‘汝知夫妇是亲，父母是亲？”’小儿曰：‘父母是亲。’夫子曰：‘夫妇是亲。生同床枕，死同棺椁，恩爱极重，岂不亲乎？’小儿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人之有母，如树有根；人之有妇，如车有轮。车破更造，必得其新；妇死更娶，必得贤家。一树死，百枝枯；一母死，众子孤。将妇比母，岂不逆乎？’”这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把老祖宗驳得是哑口无言，接下来该项橐发问了：“小儿却问夫子曰：‘鹅鸭何以能浮？鸿鹤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夫子对曰：‘鹅鸭能浮者缘脚足方，鸿鹤能鸣者缘咽项长，松柏冬夏常青者缘心中强。’小儿答曰：‘不然也！虾蟆能鸣，岂犹咽项长？龟鳖能浮，岂犹脚足方？胡竹冬夏常青，岂犹心中强？’夫子问小儿曰：‘汝知天高几许？地厚几文？天有几梁？地有几柱？风从何来？雨从何起？霜出何边？露出何处？’小儿答曰：‘天地相却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其地厚薄，以天等同，风出苍吾梧，雨出高处，霜出于天，露出百草。天亦无梁，地亦无柱，以四方云，而乃相扶，故与为柱，有何怪乎？’”最后孔子只好认输：“叹曰：‘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说孔子嫉妒项橐，将其害死，是下面的一首诗：“夫子共项讬对答，下下不如项讬；夫子有心煞项讬，乃为诗曰： ‘……夫子使人把锹 着地下有石堂：一重门里石狮子，两重门外石金刚，入到中门侧耳听，两伴读书似雁行。夫子拔刀撩乱斫，其人两两不相伤，化作石人总不语，铁刀割截血汪汪，项讬残去犹未尽，回头遥望启娘娘……弓刀器械沿身带，腰间宝剑白如霜，二人登时却觅胜，谁知项讬在先亡，夫子当时甚惶怕，州悬分明置庙堂。’”很难想象孔子拿着大刀闯到书院里乱挥乱砍一番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这是古代的恶搞，此乃吾民族早有此优良传统之一铁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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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翻弗雷泽的《金枝》，一本讨论巫术的书。开头部分讲的是狄安娜（也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崇拜的起源，说是阿伽门农的儿子与姐姐一道把谋杀了父亲的母亲与奸夫杀死后，因受追逐而患了疯病，得到神谕说必须将狄安娜的神像迎回雅典，才能痊愈，于是他们历尽辛苦，终于迎回了神像，并在内米湖畔建起了神庙，守护神庙的祭祀被称作“森林之王”，神庙旁还有一株大树，只有逃亡的奴隶才可以采摘它的枝叶，并与祭司决斗，如果胜利，就可以成为新的“森林之王”。另外，在内米湖一带还供奉着维尔比厄斯神，也就是希腊神话里雅典国王忒修斯的儿子希波吕托斯，因其恋情遭到后母的嫉妒，出游时所骑的马被波塞冬派来的神牛惊讶，跌下来给摔死了。后来狄安娜使其复活，并改名为维尔比厄斯，成为狄安娜的终身伴侣。弗雷泽推测维尔比厄斯便是第一代“森林之王”。弗雷泽接着举了大量的实例，证明早期人类的国王是兼任巫师的，人神是一体的。然后又用实例引证出早期人类的树神崇拜，特别是橡树崇拜，比如欧洲一些地方的古代法律严禁剥树皮的行为，被罗马人称作野蛮人的古代日耳曼人就将犯有这种罪行的犯人的肚脐钉到树上，并驱赶他绕着树跑，直到肠子全部挂到树上被剥掉皮的地方为止。弗雷泽接着推测出狄安娜与维尔比厄斯便是橡树神。那么，为什么必须不断有人杀死“森林之王”并取而代之呢？弗雷泽解释道，“森林之王”虽然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存在，但也是有肉体的，有肉体的东西必然会死，希腊的神祗都会死，宙斯会死，酒神也会死，因为“森林之王”的生死关系到自然的运行，所以必须不断有年轻的肉体取代衰老的，来承载灵魂，以保证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古代有许多地方，特别是非洲，就有这种处死国王的习俗，在瑞典，国王每过九年就要献祭出自己的一个儿子，以代替自己去死。在日本，会有一个人假扮成树神爬到树上，另外一个人拿着斧子在树下说：“快说！来年会不会结满树的果子，要是不行，就砍倒你！”那个假扮树神的人便回答道：“千万别砍！来年一定多结果子！”古人确实看到生殖与植物的密切关系。这种古代风俗的遗迹一直保存到《红高粱》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在与“森林之王”决斗之前，为什么必须折下一段被称作“金枝”的树枝呢？弗雷泽于是引出了巴尔德的神话。巴尔德是北欧神话中最高神奥丁的儿子，一天，他做了一个梦，预言他将死于非命，于是他的母后便要世界万物都立下誓言，绝不伤害巴尔德，只有槲寄生没有发誓，喜爱捣乱的火神知道这件事以后，把槲寄生交到双目失明的黑暗之神手里，说现在世界万物都伤害不了巴尔德了，众神都在向巴尔德投石、射箭，如果你不这么做，就是对神的不尊重，于是黑暗之神将槲寄生向巴尔德投去，于是槲寄生刺穿巴尔德的胸膛，巴尔德便倒地死去了。顾名思义，槲寄生是一种寄生在其他植物之上的植物，古人以为能治百病，还可以驱邪避祸，治疗不孕不育症，实际上槲寄生远没有那么大的神奇，古人大概以为它高悬于树，地上的灾害都碰不到它吧，所以古人认为树木的灵魂就寄托在槲寄生里，如果不把槲寄生除去，树木便百害不侵，所以古人在砍伐树木之前一定要除去槲寄生，这就是折取“金枝”的来历。
与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
“卡拉马佐夫，我们爱你！”一个声音，好像是卡尔塔绍夫的。“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大家也都齐声应和说。有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乌拉，卡拉马佐夫！”柯里业兴奋地欢呼说。“永恒地纪念死去的孩子！”阿辽沙满腔深情地接了一句。“永恒地纪念！”孩子们又齐声说。“卡拉马佐夫！”柯里业说，“宗教告诉人们，我们大家死后会重新复活，互相见面，一切人和伊留莎都可以见到，这是真的吗？”“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快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卡拉马佐夫兄弟》
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他们也将深信，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成性的，你答应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但是我再重复一句，在软弱而永远败德不义的人类的眼里，它还能和地上的面包相比么？就算为了天上的面包有几千人以至几万人跟着你走，那么几百万以至几万万没有力量为了天上的面包而放弃地上的面包的，又该怎样呢？是不是只有几万伟大而强有力的人是你所珍重的，而那其余几百万人，那多得像海边沙子似的芸芸众生，那些虽软弱但却爱你的人就只能充当伟大而强有力的人们脚下的泥土吗？——《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们害怕在饥饿的、不毛的沙漠中受煎熬，害怕拿蝗虫和树根作食物，于是我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几万万，选择了驯顺，奴役，选择了甘愿受欺骗，因为做自由人实在太可怕了。可是我们还是会追问为什么活着，尽管四周全是面包，这是对的，但是结果怎样呢？你并没有接过人们的自由，却给他们更增添了自由……你不去提供使人类良心一劳永逸地得到安慰的坚实基础，却宁取种种不寻常的，不确定的，含糊可疑的东西，人们力所不及的东西……你希望人们能自由地爱……取代严峻的古代法律，改为从此由人根据自由的意志来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此你自己就为摧毁你自己的天国打下了基础，因为你拒绝了奇迹、神秘和权威，人们也就抛弃了你，因为这些叛逆者是喜欢做囚徒的，而你给了他们选择的权利，选择崇拜这个神或是那个神的权利，这是不被允许的——只能有一个牧羊人……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早就不拥护你，而拥护他，已经有八个世纪了。整整八个世纪以前，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你愤然拒绝的东西……我们改正了你的事业，把它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的上面。——《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魔山上面呆久了，内感知就会变得奇异起来，时间会分配得很不均匀，或许时间只不过是某种错觉。我们身体没有对应时间的感知器官。如果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还会有时间观念吗？或许我们还能感觉到源源不竭的生命气息从我们肺里流过，我们确信我们存在着，这就是时间。
“不要再思考哲学问题了，我可怜的孩子。”
“您好，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站起身。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点燃一枝烟：“你为什么不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呢？迄今为止，你还没有丝毫长进呢。”
“我的状况很不好，先生。”我们坐下来。
“青年人应该是最充满活力的，虽说不上无忧无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你应该学会享受孤独。你应该去疯玩、胡闹，打趣逗乐，做一切青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精神已经无法很好地集中起来了。”
“是啊，作为酒神流派的最后传人，你失去了激情，你胆怯了，你患了阳痿。怯懦是自私的同义词。”
“文学只是让人生好过一些，并且只是在最后，某种东西郁结于心无法发泄不得已才会诉诸文学，这类似于某种**活动。”
“你真的很喜欢她吗？”
“不，先生，不是这样的，我希求的只是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你太天真了。奴隶主可以和农奴讲平等对待吗？奴隶主说只有取得最大的福利总额才谈得上平均主义，怜悯是一种犯罪，托尔斯泰是个刽子手，奴隶们则不想改变目前的分配方式，他们觉得这样很好，改革实在太可怕了。功利的平均主义仍然是一种功利主义，按照西季维克的定义，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这是不对的。奴隶主不能凭藉天赋的优越地位占有绝大部分的分配份额，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一张无知之幕已经拉开，尽管那只是种假设的原初状态，我们可以对它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调整。在无知之幕下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能力，他们只是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行动方式，也就是在所有最坏的里面选一个最好的。他们不可能选择任何偶然性的原则，他们不愿冒任何风险，他们不愿冒既有可能做奴隶主也有可能当奴隶的风险，他们只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那就是差别原则，亦即只有在使最少受惠者受益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允许差别的存在。正义永远是优先于效率的，用康德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绝对的命令，任何选择正义原则的人都必须接受并服从它。你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有一男一女在楼下吵架。”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摇摇头道：“后来呢？”
“后来我就睡不着了。我拧开收音机，一个女人说：‘同性恋？那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只是你不能一厢情愿地喜欢一个不是同性恋的人。’”
“可是你又如何知道谁是跟你一样的人呢？他们又不像该隐一样一眼就能认出来。”
“那女人说：‘我们看下一条短信，我二十二了还是处男，是不是不正常？我的女友不是处女，她是不是不贞洁？这位朋友，你说你二十二了还是处男，这不能说是不正常，只是比较少罢了，至于你女友不是处女就更不能说她不贞洁了……’”
“一位贞洁的女性，永恒的女性！哦，培尔·金特，你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吗？”
“我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完成不了了。”
“你们汉语是不大适合于这种文体的，长篇小说是纯西方的东西。外科手术也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把胸腔划开一个大口子在心脏上面动手术的外科医生，这是异教徒的做法，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
“您信教？”
“信一点。宗教和文学一样，只是为了使人生好过一些。”
“在今天，我们在俄罗斯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敬重谁。您得承认，不知道应该敬重谁，这是一个时代的可怕灾难……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老陀那个时代的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这种焦虑最集中地体现在佐西玛长老的尸体发臭这样一件事情上。我重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关佐西玛长老的部分，第一次看的时候只是将他作为一个次要人物，与主要情节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物，这次看才发现，这个人物是如此的重要，老陀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全都体现在这个人物的言行之上了。老陀塑造人物的方式和狄更斯这种作家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好坏分明的程度要模糊许多，无疑，对于佐西玛长老这个人物，老陀完全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塑造的。在佐西玛长老出场的时候，我们便读到他对老卡拉马佐夫的说教，告诫他不要贪财，不要**，接着是对信仰坚定但产生了困惑的农村妇女的说教，要她们坚信只有爱才能解除她们的困惑，要她们坚持忏悔，接下去又与伊凡等人讨论政教合一的问题，德米特里出场，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几乎闹到与老卡拉马佐夫决斗的地步，直到佐西玛长老在德米特里脚下俯伏跪拜为止，这一部分结束。我们看到，在这最后一幕发生之前，佐西玛长老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完全符合他的神职身份所要求的。然而，这最后一幕，这使人震惊的最后一幕，到底象征着什么呢？是像拉基金向阿辽沙所说的那样，阿辽沙所最最敬爱的佐西玛长老是在向魔鬼，在向邪恶跪拜吗？老陀的思想就像他自己和他笔下人物（斯麦尔佳科夫、梅思金）不时发作的癫痫病一样不确定，难以琢磨，或许这些都可以在伟大的威廉·布莱克那些惊人的诗句中得到解答：“之所以弥尔顿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显得束手束脚，之所以他在描绘恶魔和地狱时显得自由奔放，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魔鬼一边”；“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吸引力与排斥力，理智与活力，爱与恨，对人的存在都是同样必不可少的”；“大地上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有这两种对立的倾向，它们互相为敌。试图将它们调和，就是企图摧毁人类的存在”；“无节制的道路通向智慧的宫殿”；“只有了解无节制的人，才能得到满足”；“疯子若能坚持疯狂，就能成为智者。”毫无疑问，佐西玛长老是一个聪明绝顶的高僧，但是，他百般教导人们的却是放弃智慧，虔诚地信仰，好像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够忏悔它们的罪恶，虽然他也教导人们寻找和珍惜世俗的快乐——这是因为老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世主义者：在《群魔》里，斯塔夫罗金问道：“您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永生吗？”基里洛夫答道：“不！但我相信在这一世界中的永生。有些时候，对了，您会遇到某些时候，时间会突然停住，让位给了永恒”；“您看来很幸福嘛，基里洛夫。”“确实，我很幸福，”后者回答道，那语气平常得像是在回答一个极普通的问题。“可是不久之前，您还在生气，您还在跟利普京怄气，不是吗？”“哦，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人……人之所以不幸，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幸福。谁知道自己的幸福，谁就立即变得伟大……一切都很好。我突然发现了这一点。”“假如您饿得要死，假如您强奸了一个小女孩，那同样也很好吗？”“是的，对于知道一切原本就是那样的人来说，一切都很好。”在老陀那里，思想者与行动者是被严格地区分开的，思想者绝不行动，因为思想会妨碍行动，行动者绝不思想，因为行动不需要思想，伊凡是典型的思想者，斯麦尔佳科夫是典型的行动者。
《刀锋》
强烈推荐毛姆的小说《刀锋》！普通的认识，在英国，狄更斯是一流作家，毛姆是二流，毛姆自己倒不在乎这一点，反倒还挺自豪：“现实主义是相对的。最现实主义的作家，由于兴趣的引导，常常歪曲自己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他们……才气越大，个性越强，他的人生图画越是光怪陆离。有时，我觉得，后代如果要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最好别去看那些独树一帜的作家，而去读那些平庸的作家，因为他们由于平庸，反而能把周围环境描写得更忠实。这些人我不想提他们的名，因为尽管后世肯定会欣赏他们，被标志为平庸总是不称心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应当承认，人们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里，比在狄更斯的小说里更能看到真实的人生图画”；“小说之所以不真实正在这里。一般说来，爱情在男人身上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是日常生活中许多事务中的一件事，但是小说却把爱情夸大了，给予它一个违反生活真实性的重要的地位。尽管也有很少数男人把爱情当作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但这些人常常是一些索然寡味的人；即便对爱情感到无限兴趣的女人，对这类男子也不太看得起。女人会被这样的男人吸引，会被他们奉承得心花怒放，但是心里却免不了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些人是一种可怜的生物。男人们即使在恋爱的短暂期间，也不停地干一些别的事分散自己的心思：赖以维持生计的事务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沉湎于体育活动；他们还可能对艺术感到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自己的不同活动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间隔里，在进行一种活动时，可以暂时把另一种完全排除。他们有本领专心致志进行当时正在从事的活动；如果一种活动受到另一种侵犯，他们会非常恼火。作为坠入情网的人来说，男人同女人的区别是：女人能够整天整夜谈恋爱，而男人却只能有时有晌儿地干这种事。”毛姆就是这样一位“平庸”的作家。然而，在他“平庸”的叙事里，却隐藏着某种惊人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月亮与六便士》实际上是高更的传记，据周煦良说《刀锋》主人公拉里的原型便是维特根斯坦！证据有二，一是拉里出场的时候，经常坐在图书馆里狂啃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而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执教的时候，从来不引用其他哲学家的话，只有威廉·詹姆斯是个例外，二是维特根斯坦平日绝少与人交往，还曾将其父的遗产全部拿来分给富有的亲朋，他的怪理由是富人得到才可以免受金钱的腐蚀，这和小说中的拉里也很相像，当然这本书绝对不是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拉里也不是哲学家，毛姆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只是借用了维特根斯坦的某些特征而已，所以，也有许多地方对不上号，比如维特根斯坦除了侦探小说就从来不看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而小说中的拉里则告诉伊莎贝儿他读希腊原文的《奥德修纪》所感到的兴奋。毛姆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像拉里这种对人生感到迷茫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感到索然无味，不愿意工作，天天晃膀子，思考哲学问题，无法满足女友对于幸福生活的要求，这不正是当代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写照吗？拉里是不是家里蹲的鼻祖呢？其实不然，他有一段时间甚至跑去煤矿挖煤，与波兰矿工讨论神秘主义，之后又跑到了印度，学习《奥义书》和吠陀经哲学，“刀锋”这个书名也典出于《奥义书》里的一句话：“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于是整本小说便带上了强烈的东方色彩。小说的最后，拉里到了美国，成为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因为做司机可以跑遍美国的每一寸土地又不至于挨饿。拉里只是小说众多人物中的一个，像索菲与伊莎贝儿这样的女性人物也塑造得很好，主要是把人物性格由于经历而产生的迥然不同的前后变化写得很到位，很充分。说真的，要练笔，练基本功，一定要学毛姆！
论石田三成之悲剧
想了解日本战国前期的历史，就玩《太阁立志传》或者《信长之野望》，想了解日本战国后期的历史，则可以看NHK的大河片《德川三代》，此片考证详实，全面展现了关原决战、春日局事件等重大历史时刻，又配以完备的实景解说，不失生动性，人物塑造得也比较丰满，比如怕老婆的秀忠。可惜“大人物”再度发飙，往后就没有“在线看”这么便宜的事情啦！日本战国大概也就是室町后期，在中国则是明代中后期这么一个时间段吧，不长，百来年，前期的主要人物有织田信长、织田信长的岳父斋藤道三、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今川义元、北条氏政，其中，上杉谦信的性别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后期就多啦，关原会战的时候全国的大名大约有240个之多吧。丰臣秀吉在本能寺之变以前只是织田信长的家臣，本能寺之变最可信的说法是“朝廷黑幕说”，说是朝廷要织田信长设幕府，织田信长不干，反倒引起了朝廷的疑心，再加上他放火烧了反对他的净土真宗本山石山本愿寺和窝藏浅井长政朝仓义景的天台真宗本山比睿山，引起众怒，最终被部下明智光秀（原为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部下，义昭靠信长的帮助打败由松永久秀与三好三人众拥立的足利义荣，松永久秀投靠信长，久秀后又与武田信玄、毛利元就、朝仓义景、浅井长政、本愿寺显如等大名共同组成信长包围圈，失败后将炸药放入名贵茶具古天明平蜘蛛釜中自爆身亡）围攻，以悲剧收场。不过也有种说法是明智光秀作为波多野家人质的母亲因为织田信长将前来投降的波多野兄弟处死而遇害，还有着名的生鱼片腐败事件，故而与信长有不共戴天之仇。本能寺之变以后丰臣秀吉从本州西南角的中国赶回并迅速打败明智光秀，成为织田信长实际上的继承者，不仅织田的儿子们都成了他的家臣，还被朝廷封为“关白”。“关白”语出《汉书 霍光传》“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关”是古代公文的一种，平行机关互相质询时使用，“白”是下级对上级陈述事情，“关白”即天皇成年后辅佐天皇处理日常政务的这么一个职务，相当于明治维新以后的“内阁总理大臣”，与“摄政”相对而言，摄关政治从中世纪大化改新以后的平安朝开始实行，最开始的几任关白都是由皇室成员担任，比如着名的推古女皇之侄圣德太子，以后的关白就全部由藤原氏及其分支一条、二条、九条、近卫、鹰司几家轮流担任，千百年间只有两个例外，就是丰臣秀吉和他的外甥丰臣秀次。关原会战后德川家康怂恿朝廷将秀次自杀后空缺五年的关白之位归还五摄关，丰臣家遂大权旁落。
说到石田三成，一直以来人们都将他作为一个捣乱分子来看待，这也是成者王、败者寇的历史规律所使然啊。其实我觉得丰臣秀吉像是曹操，曹操也没开府，可是实际权利比皇帝还大，德川家康像是司马懿，开始比谁都装孙子，其实比谁都要贼，至于石田三成，将其比附为刘备或者诸葛亮一点也不为过，一心想恢复汉家天下，怎奈这时运不济，满腔热血一朝成了水中月、镜中花。石田三成和德川家康开始都是丰臣秀吉的家臣。石田三成十五岁的时候在某寺院里当侍童，当时还是长滨城主的丰臣秀吉一天打猎路过石田三成所在的寺院，因石田三成精通茶道，受到丰臣秀吉的赏识，从此成为秀吉的侍从。织田信长死后，石田三成奉命讨伐柴田胜家（丰臣秀吉曾有过一个叫做“羽柴”的姓氏，其中的“柴”取的就是柴田胜家的名字，另一“羽”字则取的是丹羽长秀的名字，两人均是丰臣秀吉身边最得力的干将），结果柴田胜家在贱岳之战后被逼自杀，石田三成立下大功，秀吉任关白后，石田三成升任五奉行之一，其他四位奉行分别是浅野长政、前田玄以、增田长盛以及长束正家，几乎同时被立的还有以德川家康（其家族为三河土豪，父亲松平广忠是冈崎城主，为请骏河的今川义元援助与织田信长作战，将六岁的家康送作今川氏的人质，但中途被织田氏所夺，滞留热田两年，其间广忠为近臣暗杀，后为担任今川军师的太原雪斋用织田信广（信秀的庶长子，信长的从兄）赎回，作为人质滞留骏河十一年，桶狭间之战织田氏大败今川氏，今川义元阵亡，遂摆脱今川氏独立，关原会战三年后在江户设幕府，其身边有被称为德川四天王之四人，分别为有‘德川天下之元老功臣’之称的酒井忠次、有‘战国第一猛将’、‘日本张飞’之称的本多忠胜，还有井伊直政及神原康政）为首的五大老，其他四位分别是前田利家（尾张荒子城主，尾张与三河即今天的爱知县，唯一可以与家康抗衡的力量，可惜早死，遂成就家康一人独霸天下之伟业）、毛利辉元（其家族发迹于九州岛，关原会战时为西军总督，关原会战后遭到减封成为长州藩主）、上杉景胜（小早川隆景死后补上，上杉谦信养子，在御馆之乱中打败另一养子上杉景虎，势力范围在东北部会津地区）和宇喜多秀家（丰臣秀吉最喜爱的养子，西南部冈山城主，大概由于秀吉的关系关原会战后未被处死）。
罗嗦了这么一大堆，还没有进入到主题，即“论石田三成之悲剧”。首先，石田三成在人际交往上做得很失败，这种社交失败大概源自其为人性格上的孤傲吧，最着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某天在大胶城中，三成裹着头巾烤火取暖，因家康就要来到，旁边的浅野长政劝三成取下头巾，三成不肯，被长政取下抛入火中，一个是临刑前游街的时候，三成口渴想吃茶，转告警卫兵。偏巧此时没有茶，警卫兵说手边有柿饼，如果口渴可以吃。三成说柿饼生痰，所以不吃。警卫兵听了这话便笑道：“即将杀头的人还怕生痰，真滑稽。”于是三成说：“对于你们那样的人当然是对的，但考虑大义的人，即使在杀头的一瞬间还要保重生命，因为他无论如何要设法实现宿愿。”在担任朝鲜出征军总监期间，石田三成利用职位之便和秀吉的信任，夸大与自己亲近的小西行长（肥后宇土大名，基督徒，精通高丽语，在文禄之役中先克釜山，再取忠州，后于平壤败给明将李如松，弃平壤入汉城死守，碧蹄馆一役大败李如松，在与沈惟敬的和谈中两头互瞒，伪造降表，结果秀吉大怒，和谈失败，沈惟敬也被万历杀头，庆长之役时，李如松已死，李舜臣因党争罢职，新任辽东经略杨镐带头逃跑，蔚山、泗川之役明军大败，伤亡惨重，后因秀吉病死，草草收场）的军功，肆意贬低屡立大功的加藤清正（朝鲜战争总指挥，攻克汉城后焚城屠戮，朝鲜人视作世仇，与石田三成争宠，两人遂有隙，关原会战时留在九州牵制当地的西军势力），诋毁不和己见的黑田如水，歪曲小早川秀秋（先为秀吉养子，秀赖出生后过继给小早川氏，关原会战的决定性倒戈大概在此时已埋下了伏笔吧）所立战功，对天下大名大肆摊派高昂军费，诸多不善的行为得罪了许多人。于是在前田利家去世的第二天，便发生了福岛正则（尾张清州城主，关原会战后让渡给家康四子忠吉，清州即后来的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加藤清正等七员武将袭击石田三成官邸的事件。三成仓皇逃到德川家康处避难。在家康的别有用心的调解下，三成以嫡长子为人质交与家康（后又放回，赐名重家，三成失败后出家），自己则退隐近江（即今之滋贺县，因有“近海之淡江”之称的琵琶湖而得名）佐和山。石田三成为许多同僚所憎恶大概还因为他到处搜集谋反证据，逼死丰臣秀次的做法吧，其实他也是受到急于为秀赖扫清道路的秀吉的指使的。其次，石田三成缺勇少谋，关原会战时对东军策反工作估计不足，且缺少丰臣宗室的支持（此时秀赖年仅八岁，由其与甲斐府中城主浅野幸长有一腿的母亲淀殿辅政，三成出兵，丰臣家未出一兵一金）。秀吉打小田原北条氏（请注意：这里的北条氏并不是镰仓幕府实际掌权的执权（总管）北条氏的后裔，而是战国中期下级武士伊势盛时夺取关东，冒充的北条氏的后裔，伊势盛时出家后改名为早云庵宗瑞，北条早云就是后北条氏的始祖。平安末，源赖朝打败贵族阶级的实权派平清盛建立镰仓幕府，可是因为源赖朝死后长子源赖家无能，北条政子立次子源实朝为将军，源赖家与北条时政先后作乱，均被有“尼姑将军”之誉的北条政子平定，源赖家自杀，源实朝被北条时政毒死后，镰仓幕府的将军一职遂由藤原氏和皇族担任。西元1259年，后嵯峨天皇排除长子后深草天皇，而让次子龟山天皇继任皇位，从而使两个天皇产生对立，即“持明院系统”（后深草天皇出家后法号持明院）和“大觉寺系统”（龟山天皇隐退后在大觉寺出家）。幕府则自以为是地在当中进行“调停”。不调还好，越调越乱，大觉寺一方就认为幕府偏袒持明院一方，于是就开始暗中反对幕府。1318年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即位之初即摆脱院政，独立处理政务，在两次倒幕失败后，后醍醐天皇让位给了持明院统的量仁亲王（即光严天皇），然后就被流放到隐歧岛去了。1333年后醍醐天皇被伯耆的土豪名和长年救出，四月末幕府大将足利高氏也就是后来的足利尊氏突然叛变，加入倒幕一方，很快便攻克了镰仓，镰仓幕府灭亡。后醍醐天皇返回京都，胁迫光严天皇退位，改元“建武”。后醍醐派人刺杀足利尊氏，未遂。1335年足利尊氏攻入京都，拥立光严上皇的弟弟光明天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醍醐天皇把象征皇权的神器让渡给光明天皇，随后遭囚禁，1336年潜逃至京都之南的吉野山区，声明他让渡的神器是假的，所以自称正统还是在自己一方，因吉野在京都之南，习惯上被称为南朝，而京都的朝廷为北朝，从而开始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南北对峙状态。直到足利幕府（因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室町建造了一个豪华邸宅也被称为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政时，才将两朝统一）的时候三成为先锋，忍城久攻而不下，遂成笑柄。三成退隐佐和山后，德川家康背约进入伏见城（即大阪附近的桃山城，秀吉宗室在大阪），直接威胁丰臣家地位，三成出于义愤，毅然决定联合上杉景胜、毛利辉元等人讨伐家康。此时家康已率部联合伊达政宗（奥羽仙台大名）、最上义光（山形羽州大名）往东北奥州会津地方讨伐不逊的上杉景胜，上杉景胜一方之盟友则为常陆地方的大名佐竹义宣。三成看到大阪方面守军空虚，遂起兵一举占领伏见城。大阪城内的家康僚属也纷纷被抓起来作为人质，细川忠兴（丹后宫津城主）妻子（明智光秀之女，一个基督徒，江户时期全面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基督教被废止）遇难。之前另有一段插曲，家康派往支援伏见守军的岛津义弘（鹿儿岛城主，朝鲜战争中所率水军为李舜臣击溃）竟为伏见守将鸟居元忠怀疑，不得入，于是反水，加入三成阵营。反水的还有大津城主京极高次（他的妻子是被称作“战国三姐妹”中的老二阿初，老大为丰臣秀吉侧室淀殿，也就是秀赖少君的生母，秀吉正室北政所夫人此时已隐退，老三阿江即是家康的指定继承人秀忠的老婆，秀忠之长兄松平信康早年切腹，二哥秀康过继给了结诚氏，三姐妹都出生在近江国小谷城，父亲为城主浅井长政，母亲为信长之妹战国第一美女阿市，信长长期与长政、朝仓氏作战，1573年信长攻陷小谷城，长政剖腹自尽），他受到他弟弟京极高知（信浓饭田城主）的影响，加入家康一方，以三千兵力硬是拖住了三成的一万五千兵马。另一方面，家康见好就收，留下伊达政宗等人对付上杉景胜，自己则返回江户，不久派出以福岛正则、池田辉政（三河吉田城主）为首的先锋部队向西进兵，在进攻歧阜城时，因谁先谁后的问题，两将险些发生内讧。歧阜城破后，三成方面的老巢大垣城门户洞开。西元1600年九月十四日，家康率军抵达大垣城西北的赤坂。军议结果，决定沿中山道向西进军，经关原、不破关、近江，目的地为大坂。石田三成、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岛津义弘军得到家康派忍者（当时最着名者就是服部半藏了）四处散布出来的情报（说是东军要先进攻佐和山城，以达到将西军引出野战的目的，要知道当年秀吉是攻城战的高手，而家康则是公认的野战高手！况且战国常识告诉我们攻城至少需要守军五倍的兵力才能保证成功，当时家康的主力，秀忠所率三万八千人之精锐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战场，东西军兵力相当，分别有七八万人的样子），决定在关原阻止家康西进。关原位于美浓国不破郡，北有伊吹山系，南有铃鹿山系，西有今须山，东有南宫山，是东西约有四公里，南北约有两公里的高原盆地，里面有中山道贯通，东边是木曾路，西边经近江通往京都、大阪，中部的分歧点往西北是北国街道，往东南是伊势街道，是连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十五世纪的应仁之乱中以细川胜元为首的东军和以山名持丰为首的西军的战争也在此进行。家康闻知秀忠未能及时赶到（据说秀忠还在上田城与真田昌幸死磕的时候突然接到父亲通知集结的手信，因河水暴涨信件延误，送到时离规定日期即九月十日仅一天时间，路上又频频遇阻，致使关原会战结束也没能赶到。昌幸之妻是石田三成妻子的妹妹，二子幸村娶了大谷吉继的女儿，长子信幸则娶了本多忠胜的女儿，关原会战后昌幸未被处死也有赖于此），大怒，决定不等自家主力到来，仅凭各盟军力量与三成交手。在杭濑川的前哨战中，西军凭借岛左近的突袭先拔头筹。西元1600年的九月十五日，日本战国史上最为漫长的一天，划分天下以及决定今后两百余年日本大势的关原之战爆发了。上午八时，位于关原西北天满山的忠吉与井伊直政军率先与宇喜多秀家军交火，实际上忠吉、直政军趁着大雾将散未散只放了一枪就溜掉了，不过这结束战国的最后一役的头阵则永远记在了德川家的名下。本来打头阵的福岛正则闻知大怒，遂与宇喜多秀家军展开正面激战。天满山左侧有小西行长的部队，与之对阵的是织田有乐、古田重胜和德川家的内山一丰、有马丰氏，有位于小池村的岛津义弘军，与之对战的是本多忠胜以及忠吉、直政军，可是三成数次请求岛津义弘出兵，不知为何义弘始终以先前各自为战的约定为由按兵不动，只是在最后胜负已分的情况下才横地里杀出来，最左侧则是三成所在的屉尾山，与之对战的是细川忠兴、黑田长政（丰前中津城主）、加藤嘉明（伊予松前城主）以及田中吉政（三河冈崎城主），天满山右侧则有大谷吉继（敦贺城主，阻止了前田利家之子利长参加会战，他晚年得到了麻疯病，在当时来说是绝症，也使他失明，须要使用白布使其他人看不到他的容貌，他切腹之前的名言是“三成，在地狱再会吧。” ）部所在的山中村，与之对战的是京极高知、藤堂高虎（伊予扳岛城主），再往右则为小早川秀秋以及赤座直保、小川佑忠、朽木元纲、协坂安治军所在的松尾山，西军正面战场整体呈鹤翼式阵型排列，东边的南宫山则以毛利辉元为中心，有吉川广家部、安国寺惠琼部以及长束正家部，与之对战的则是池田辉政、浅野幸长。因为毛利辉元祖父元就早有“不求天下，只求守成”之遗训，吉川广家遂与家康私下缔结“毛利家不参加战斗”的约定，只有安国寺惠琼部主战死拼。直至正午时分，双方仍僵持不下，难分胜负，请注意，此时小早川秀秋的一万五千名士兵还未出战，于是这一场争夺天下大战的胜负便取决于小早川秀秋一人之决断。家康的一发炮弹给了这个十九岁少年最后的决断，其实，就算小早川一人倒戈，大谷吉继还勉强应付得了，哪知他一倒戈，旁边的赤座直保、小川佑忠、朽木元纲、协坂安治也纷纷跟着倒戈，于是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西军很快便崩溃了，至午后一时，大谷吉继战败切腹，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军往伊吹山方面败走，岛津义弘军往伊势街道方面败走，石田三成往北国街道方面败走。关原之战最终因为小早川秀秋做出为天下所不齿的叛逆行动而以家康的胜利而告终，后来小早川秀秋便疯掉了。关原之战改变了日本以后几百年之大势，假若历史可以重写，石田三成获胜，则丰臣家地位应不会改变，可是历史不允许重写，十五年后，家康在大阪之战中打败大野治长（曾希望以德川秀忠之女、即身为秀赖夫人的千姬送回德川家作为议和条件换取淀夫人与秀赖的平安，但是没有结果）和真田幸村，秀赖自杀，家康终于完成独霸大业。三成失败后逃到伊吹山古桥村法华寺三珠院，后来害怕被搜山村民发现，不得不离开三珠院，在当地农民与次郎太夫的庇护下，躲在附近的山洞里，可还是被捕，被押往大津家康的军营，家康以厚礼接见他，黑田长政看到他，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换去身上的脏衣，福岛正则看到他，呵斥道：“你掀起无益之乱，今天落到如此地步有何脸面？”三成回答说：“我武运不好，不能活捉你而感到遗憾。”在大阪游街示众后，十月一日，三成、惠琼和行长各乘一辆囚车被押到京都六条河原的刑场。在刑场上，人们为三人念佛，石田三成拒绝，态度和平常一样镇静，毫无畏惧。三成被斩首以后，他的首级和惠琼、行长、自杀的长束正家的首级被一起挂在三条桥示众。三成的遗体被大德寺的圆鉴国师收去，葬在大德寺的三玄院里。最后谈一下值得注意的几个小问题，一是交战双方近体肉搏时如何区分敌我？原来每个士兵的背上都插有一面旗帜，上面画有其所属部队的标志，不至于弄错。一是经常在家康军的身后看到横幅一样的白布条，上书“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等语，原来这是净土宗的口号，与当时日本所盛行的草庵文化息息相关，比如主张爱好清淡之“草庵茶道”的千利休就由于与秀吉爱好奢华的“黄金茶室”美学观发生根本冲突，被秀吉借大德寺山门事件赐以切腹。
读史的一点体会
第一，明典故。比如读《汉书》读到李陵说：“庶几乎曹柯之盟”，这是曹沫与齐恒公的典故，所以要回过头来再看看《史记 齐太伯世家》，原来是这么回事：“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有些是常识，可以联系起来记，比如古公檀父的三个儿子吴泰伯、仲雍、季历与齐恒的五个儿子就正好是两个相反的典型。第二，明器物制度。比如读汉史，就经常会遇到黄肠题凑这一类的东西，如果不明白，虽然也能大致读通，终不免失之于浮泛。还有官名，如果只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就可能会把祭酒一类的官职理解为巫祝什么的，从而谬之千里。第三，明小学。读东方朔传，不知射覆为何则不通，有些词可以根据上下文猜出意思来，比如东方朔传里的“榜”、“尚”等动词，有些则不行，不明所以，把“女弟”理解为做了变性手术的弟弟那就糟糕了。第四，明人物之家学渊源。知道了这个才可以理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倾向性，《史记》的倾向性，以及《汉书》对《史记》的修正。
司马迁为李陵这小子辩护，称其“宜欲得当以报汉”，真是发了羊角风。李陵是怎么说的呢：“吾已胡服矣！”、“丈夫不能再辱！”实际上他也是被逼的。本来帮匈奴训练军队的是李绪，不知怎么就被传成了李陵，汉廷也把事情做得太绝，连他家老母也给杀了，这事就怪不得李陵了。较之前者，苏武是个正面形象。他是被匈奴内乱牵连进去的，具体说是被虞常和张胜牵连进去的，卫律这个人很讨厌，李延年也是，这都是俳优。李延年被列在佞幸传里面，和他一起的还有董贤。哀帝为董贤在自己的坟墓旁边专门修了一座高规格的墓，“刚柏题凑”，可惜他还来不及享用就自杀了，他的家人将他匆匆埋葬，又被王莽给挖出来，“裸诊其尸，因埋狱中”，可见，和帝王搞同性恋，结果往往是不好的。董贤是因为东平王云以及伍宏、杨闳“祠祀祝诅”，被哀帝抓会封为侯的，丞相王嘉是因为质疑董贤而被杀的，大司马丁明是因为亲戚与伍宏的关系而被罢职的，董贤继承了他的职位，哀帝死了却不知道怎样发丧，最后成了王莽的踮脚石。王闳是成帝的外戚，董贤的父亲董恭想为董贤的弟弟董宽信和王闳的妻父萧咸攀亲，结果被萧咸拒绝，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看来身份太显赫也是不好的。主父偃这个人比晁错要聪明，搞个推恩令出来，又把乱民奸猾都弄到茂陵去劳动，实在太有才了，可惜原来太穷，一朝显达便见钱眼开，被公孙弘抓住了把柄，终于落得和晁错一样的下场。公孙弘是第一个布衣丞相，凡事都很简朴，做了丞相还穿布衣上朝，汲黯说他虚伪，他说我就是虚伪，你怎么着吧，管仲奢侈，也能把国家治理好，晏婴简朴，也能把国家治理好。没有你汲黯，皇上哪知道这些事情呢？弄得汲黯无话可说。这个人嫉妒心太盛，经常和汲黯、朱买臣等人打口水战，主父偃出主意，让朱买臣提议建立朔方郡，公孙弘马上出来反对，结果“发十策，弘不得一”，这也是他少有的失败吧。
干木逾墙不慕展禽子文之俗累仲连舌利怎及周童韩蛮之总角
遵循正义的东西，这是正当的；遵循最强力的东西，这是必要的。正义而没有强力就无能为力；强力而没有正义就暴虐专横。正义而没有强力就要遭人反对，因为总是会有坏人的；强力而没有正义就要被人指控……正义会有争论，强力却非常好识别而又没有争论。这样，我们就不能赋予正义以强力，因为强力否定了正义并且说正义就是它自己。因而，我们既不能使正义的成为强有力的，于是我们就使强力成为正义的了。——《思想录》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一章的主要观点：一、先秦时期，士的地位在大夫与庶人之间，春秋以后，士常常有向上向下流动的趋势，有些贵族也渐渐沦落为士；二、士阶层文武兼资，没落后的贵族还要向他们请教礼乐，作为知识分子，士大多以道自任，道尊于势，诸家之“道”皆托古以争正统；三、战国晚期，士阶层出现分化，荀子将士分作“仰禄之士”与“正身之士”；四、魏文侯、鲁缪公礼贤下士，出现了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秦汉以后，稷下学官并入吏制体系，称为博士，他们与君王的关系也由师友关系逐渐演变成君臣关系；五、中下层知识分子在早期通常以食客的身份出现，汉代以后，没有经济基础的游士转变为拥有宗族和田产的士大夫，但汉初养士之风仍然存在。那么，到底有没有“道”与“势”的抗衡呢？可以想见，“道”与“势”都是一直存在的，否则何来的“道尊于势”？但也并不像人们所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势”强“道”弱，刘向《说苑》卷二十：“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治大驰道，从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厌先王宫室之小，乃于丰镐之间，文武之处，营作朝宫，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岭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水属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盘帷帐，妇女倡优。立石阙东海上朐山界中，以为秦东门。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熳，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俗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在这段材料里，是“道”终于胜了“势”。同书《君道》师经鼓琴讲的也是大致相同的事情。我观钱穆先生的《两汉博士家法考》，实际上秦始皇坑儒坑的只是“诽谤上者”和“妖言以乱黔首者”，也就是李斯所谓的“偶读《诗》《书》者”和“以古非今者”，最后也只是杀了四百六十多个人（也许咸阳以外还杀了一些人），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坑尽儒士”；至于焚书，烧的主要还是《诗》和《书》，焚《诗》《书》则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用来“以古非今”。秦代的速亡与古代典籍在民间被完好保存下来的事实正好再一次说明了“势”与“道”的力量制衡关系。后来，儒道被纳入到“势”里面，两者互相调和，共治天下，就更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冲突了。其他诸道则逐渐式微，湮没不闻。
朱熹撰《中庸序》首段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在朱熹那里，自“上古圣神”至周公的时代是“道统”的时代，最显着的特征是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孔子以降，内圣与外王分裂为二，进入“道学”时代，这个时代的显着特征是圣人有德无位。自孟子而至朱熹，“道学”又有千余年不传。
我以为，这“千余年”以来，道学非不传，汉儒注六经，即为传道，只是此道只限于内圣的范围之内，而远未转入外王。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或者说两个人。便是王安石与宋神宗。作为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家的王安石，与宋神宗共同将千百年来士大夫们作为一种理想而梦寐以求的“得君行道”实现并上升到了不容异议的“国是”的地位。他们所谓的外王便是熙宁新政。
我以为，内圣只有在付诸政策性操作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实际的效用。
下面要谈的问题是，熙宁年间的这种操作为何会以失败告终？
时人往往将此归咎为王安石内圣的修为不够，且掺杂了佛老等异端，终是不纯，比如程颢就讥讽他，自己循序渐进已达至相轮之内，王安石却还在塔身之外云云。
我以为，熙宁变法之所以失败，别无其他，只是不懂得实用主义变通的精髓所在。
譬如青苗法，青黄不接时向国家贷款，既不耽误收成，又给国家增收，虽为几个官僚闭门造车所创，如若顺利施行，于国于民却也不失为大大的好事。可惜任何一件好事如果放在一个官僚体系内来运作，就不得不考虑由诸环节所产生的额外风险。
第一，监管风险。有些地方的官员利欲熏心，愚弄百姓，将本为二分的利钱说成六分、七分，变成高利贷，从中搜刮民脂民膏。
第二，运作风险。农民为了要办理贷款，往往要跑上几天几夜的路到县城去办理手续，既耽误农时，又太不方便，且借来的青苗钱往往挪作他用，以解燃眉之急，根本就用不到生产上面去。到时候还不上债，再一走了之，此帐也就变成了无头的呆账、坏账，蚀本的还是国家。
单一个青苗法就有如此多的弊端，新法施行起来当然困难重重，遭到司马光他们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王安石一人大权独揽，虽是一心为民，却也不免遭人讥议。新政的失败实是在所难免。如若安石懂得实用主义，详加审查，为其新法中诸种弊端尽行革去，同时加强监管和宣传工作，这千载一遇的“得君行道”也就不会成为千载一叹了！
想来哲宗朝的年号绍圣，徽宗朝的年号崇宁均与熙宁有关，宋代的相权政治如若曾布、秦桧、韩侂胄、贾似道等等也皆与王安石有关，王安石对于宋代政治的影响实可与苏轼在文学领域，朱熹在哲学领域的地位相提并论。
南宋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是尽人皆知的。其具体表现是淳熙十年陈贾等上书“禁伪学”（他们的攻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理学集团内部确实也有鱼目混珠的败类和欺世盗名的狂生），陆九渊被王淮集团所逐，陈栗上书攻击朱熹，以及朱熹“立朝四十日”后被罢黜等等。只有孝宗晚年至宁宗初年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位宰相当政的时期才算是理学门人在政治上的黄金时期。宋代政治制度中最大的弊端便是台谏，台谏官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朱熹等人不是不想“致君行道”，而是政治这东西实在太过黑暗，所以他们只有转入内圣领域，一心一意地“继往圣之绝学”了，至于能不能“开万世之太平”，很抱歉，这实在不是几个穷酸书生说了算的。
终童掷繻缨折十二小儿之投足夫子狡狯犹妒达巷党人之神辩
《史记》卷七一：“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於秦。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於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於秦也，孰与文信侯专？’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於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令装治行。”甘罗这段话的逻辑多少有点问题，所以读起来总是觉得很别扭。正常的逻辑是，将张唐的功绩与范睢作对比，而要问的则是白起与吕不韦谁更专横。现在是拿张唐与白起做比较，范睢与吕不韦做比较，大概他的逻辑是张唐与白起都是武将，而范睢与吕不韦都做过丞相吧。
大项橐这个人物的史料很少，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附有《项橐考》，其中提到刘师培的《达巷党人考》云：“汉儒以项橐释达巷党人者，以大项即达巷转音……《汉书 董传》亦作大巷，今作达巷，乃后儒所更……盖橐为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言有转歧，则为大项。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第三左位有大项，注云名橐。是大项为氏，六朝学者均知之。《新序》云秦项橐，秦乃泰讹，泰大古通。俞正燮《项橐考》，以为秦人，弗足据。”钱穆先生根据《论语 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细参之，认为项橐绝非一弱冠之童子，“殆古人实有项橐，即达巷橐，又云大项橐，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或年辈亦与颜回相上下，而未及于孔子之门，而孔子必有所称赏之，于是后人遂有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说。”项橐的真实事迹仅止于此，至于其善辩遭妒，为孔子所害诸事皆为后人恶搞所戏作。《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七有《孔子项讬相问书》，此乃唐人之滑稽戏也：“……项讬有相，随拥土作城，在内而坐。夫子语小儿曰：‘何不避车？’小儿答曰：‘昔闻圣人有言：上知天文，下知地里理，中知人情，从昔至今。只闻车避城，岂闻城避车？’夫子当时无言而对，遂乃车避城下道。遣人往问：‘此是谁家小儿？何姓何名？’小儿答曰：‘姓项名讬。’……夫子问小儿曰：‘汝知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刀无环？何火无烟？何人无妇？何女无夫？何日不足？何日有余？何雄无雌？何树无枝？何城无使？何人无字？’小儿答曰：‘土山无石，井水无鱼，空门无关，舆车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斫刀无环，萤火无烟，仙人无妇，玉女无夫，冬日不足，夏日有余，孤雄无雌，枯树无枝，空城无使，小儿无字。’”这段问答很近似于现在的“脑筋急转弯”。下面孔子又邀请项橐与他一起周游列国、下博戏棋，都被项橐以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儒家话语为理由给拒绝了。下面还有两段话也很有趣：“夫子语小儿曰：‘汝知夫妇是亲，父母是亲？”’小儿曰：‘父母是亲。’夫子曰：‘夫妇是亲。生同床枕，死同棺椁，恩爱极重，岂不亲乎？’小儿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人之有母，如树有根；人之有妇，如车有轮。车破更造，必得其新；妇死更娶，必得贤家。一树死，百枝枯；一母死，众子孤。将妇比母，岂不逆乎？’”这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把老祖宗驳得是哑口无言，接下来该项橐发问了：“小儿却问夫子曰：‘鹅鸭何以能浮？鸿鹤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夫子对曰：‘鹅鸭能浮者缘脚足方，鸿鹤能鸣者缘咽项长，松柏冬夏常青者缘心中强。’小儿答曰：‘不然也！虾蟆能鸣，岂犹咽项长？龟鳖能浮，岂犹脚足方？胡竹冬夏常青，岂犹心中强？’夫子问小儿曰：‘汝知天高几许？地厚几文？天有几梁？地有几柱？风从何来？雨从何起？霜出何边？露出何处？’小儿答曰：‘天地相却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其地厚薄，以天等同，风出苍吾梧，雨出高处，霜出于天，露出百草。天亦无梁，地亦无柱，以四方云，而乃相扶，故与为柱，有何怪乎？’”最后孔子只好认输：“叹曰：‘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说孔子嫉妒项橐，将其害死，是下面的一首诗：“夫子共项讬对答，下下不如项讬；夫子有心煞项讬，乃为诗曰： ‘……夫子使人把锹 着地下有石堂：一重门里石狮子，两重门外石金刚，入到中门侧耳听，两伴读书似雁行。夫子拔刀撩乱斫，其人两两不相伤，化作石人总不语，铁刀割截血汪汪，项讬残去犹未尽，回头遥望启娘娘……弓刀器械沿身带，腰间宝剑白如霜，二人登时却觅胜，谁知项讬在先亡，夫子当时甚惶怕，州悬分明置庙堂。’”很难想象孔子拿着大刀闯到书院里乱挥乱砍一番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这是古代的恶搞，此乃吾民族早有此优良传统之一铁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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